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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深圳是“地球手機中心”?其他城市怎么努力都不行…

只有真正加強了市場化機制的扶持政策,才是真正有效的產業政策。

|本文由正和島原創
|首發于微信公眾號:正和島(ID:zhenghedao)

很多人一定好奇這樣一個問題:

為什么深圳能成為中國的手機中心?而其他城市,像山東、蘇州、江西等,做了大量努力,都顯得徒勞無功?

如果說是資源稟賦不足,那為什么像青島這樣的港口城市,擁有海信、海爾等國際品牌,在冰箱、洗衣機、電視、電動汽車等領域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但仍沒有值得驕傲的本地手機品牌呢?

根據中商產業研究院大數據庫測算:2018年中國手機出貨量超過20.34億臺,占據全球的80%,其中珠三角的手機制造占據全國70%—75%,成為名副其實的“地球手機中心”。

究竟深圳是如何做起來的?如何推動產業升級?內容很長,值得每一個省市深思。

一、深圳精神最深處:創新與奮斗

1987年,當時的華為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而在成立30年后,這個小公司已經成為產品和解決方案應用于150多個國家,服務全球1/3運營商的國際巨頭。回望過去,華為的創業經歷能最好地詮釋深圳電子通信產業的政策環境和發展歷史。

這里面有一段往事值得一說,就是華為的“床墊”文化。在早期,華為給每個員工都買過床墊。任正非說,“你們開發人員搞累了,可以隨時躺在地上休息一會兒”。這種“床墊文化”也是華為對開發人員的關懷。

據媒體報道,幾乎每個華為人都備有一張床墊,卷放在各自的儲物鐵柜的底層或辦公桌、電腦臺的下面,外人從整齊的辦公環境中很難發現這個細節。午休時間,席地而臥,方便而實用。

晚上加班,夜深人靜,燈火闌珊,很多人幾個月不回宿舍,就在這張床墊上,累了睡,醒了再爬起來干,黑白相繼,沒日沒夜。可以說,一張床墊半個家。工作緊張而繁忙的華為人,干脆將“公司—宿舍”兩點一線式的生活壓縮疊合成一點。

這種拼搏精神成就了華為,當然,也無時無刻不在激勵著后來的創業者。在2017年4月的深圳調研中,柔宇科技董事長劉自鴻博士向我們透露了2012年回國創業為何選址深圳的一些小故事。他在訪談中講道,“在去過北京和上海之后,最后一站才來到深圳。有一天半夜,已過了凌晨,站在華為大廈樓下,整座大樓依舊燈火通明,那一刻起,我就決定,不走了,就在深圳!”

此外,政府為吸引高科技人才而推出的“孔雀計劃”所給予的豐厚補貼、完善的配套產業鏈以及眾多的風險投資者,也是柔宇落戶深圳的原因。2014年柔宇在全球第一個發布了國際業界最薄、厚度僅0.01毫米的柔性顯示屏,引領了柔性顯示的新潮流。公司創立四年估值突破30億美元,成為全球成長最快的獨角獸科技創業公司之一。

可見,正是這些拼搏進取的企業,以及員工的辛苦工作帶來的技術進步,帶動了深圳的不斷發展,并吸引著大量優秀的人才加入這個創新、創業大潮中。

這其中背后,更離不開政府提供的政策便利。從2005年開始,深圳市政府將國有資產退出電子信息產業,對產業進行了結構優化調整,著力在集成電路、手機、汽車電子等行業進行了重大項目和產業集聚基地的建設。

此后,一批優秀的電子類企業逐漸崛起,華為、中興、康佳、華強等6家企業成為國家級創新技術企業中心;好易通、海能達、國人通信等32個電子企業成為市級企業創新技術中心。

深圳創新的環境,不僅吸引了蘋果、微軟、高通等全球公司在深設立研發機構,還吸引了大量新興高科技產業的入駐。

在世界民用無人機領域占據70%以上市場份額的大疆科技將企業創辦地選在深圳,很大程度上就要歸功于深圳完善的產業鏈配套及研發優勢。無人機所需要的鋰電池、陀螺儀、GPS模塊等傳感器設備,與智能手機有著相近的運用,而航空鋁的后加工處理,也是附著于大量手機類消費電子外殼的生產基礎上,而深圳在這些關鍵零配件產業上都已形成了優勢。

于是我們看到,近年來深圳已經逐漸成為全球無人機的集散地,并因此多了一個新的標簽——“無人機之都”,可以說在無人機的產業配套方面,深圳稱得上全球最好,沒有之一。

二、深圳手機產業是被“完全放養”的

上世紀90年代末,當時為了限制摩托羅拉、諾基亞和愛立信等國外手機廠商在中國市場上的壟斷,培養中國自己的手機廠商,信息產業部和國家計委發布了《關于加快移動通信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要求手機的生產企業必須獲得信息產業部的許可牌照,對手機制造實行準入審批。

等到了2004年,一部分已獲得牌照的手機企業,因無法適應市場競爭而靠“租牌照”、變相“倒賣”牌照來維持生計,同時又有很多廠商卻因審批的限制,被排除在手機生產行列之外,產生了資源的錯配和浪費。

再加上《行政許可法》頒布,不允許通信這種公共利益的行業設定行政許可,而且中國加入WTO后,已走過了3年的保護期,手機行業對外開放的條件已經成熟。因此,在各種因素的結合下,必須對當時的審批制進行改變。

2005年,國家發改委規定手機制造企業注冊資本不低于2億元人民幣,專業經營3年以上,要求擁有完整的研發、生產、銷售和售后體系。由此,國內手機制造產業的準入轉為核準制。

相對較高的門檻,限制了手機企業的增長,所以當時國內都是大規模且擁有自主品牌的企業,整個手機產業的毛利率也相對較高。

但在2004年,靠DVD芯片研發等多媒體技術起家的臺灣企業聯發科,創造性地將MP3、攝像、調頻收音機、觸摸屏等功能全部整合到手機中。這種將芯片、軟件平臺和第三方應用軟件捆綁在一起整套售賣的方式,使得手機制造所需的外圍元器件大大減少,生產手機所需的固定投資一下降到了數百萬元人民幣的水平,手機生產商甚至只須添加一個外殼、一塊電池就能造出自己的手機,節約了成本的同時,手機研發周期也被大大縮短。

低廉的價格、強大的一體化解決方案以及手機行業的高利潤立即吸引了眾多企業進入手機制造產業,聯發科也因此一度成為大陸最大的手機芯片供應商。但政府對于手機生產牌照的申請標準并沒有立即修改,因此大量的手機制造企業生產的是沒有經過政府認證的所謂“山寨機”。而且,在發展初期,還有很多走私販賣等非法現象。

深圳市政府對這些現象采取了相對較為容忍的態度,相應的限制性政策僅僅局限于次數有限的整頓。除了面臨國家設定的準入規則以外,深圳手機制造企業并沒有受到太多限制。

直到2007年10月,國務院才取消了核準制,標志著手機制造產業的牌照制度徹底結束。手機制造企業的注冊資本門檻由此前的2億元人民幣直降至2000萬元人民幣,使得數百家企業迅速進入,手機制造產業競爭開始白熱化,廠商的毛利率水平也迅速下降。

但深圳政府也沒有對手機產業特定支持,直至深圳成為全球最大的手機制造集聚地,深圳市政府也并未專門出臺鼓勵發展手機制造產業的扶持性政策。在近幾年深圳市政府發改委公布的《深圳市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和產業導向目錄》中,移動通信設備生產既沒有被列入鼓勵發展產業行列,也沒有被限制發展。

深圳的手機產業,處于被“完全放養”的模式中。

三、便利通關的效果比政策扶持還好

然而,深圳市政府在一些公共服務方面卻為手機制造產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特別是在與香港之間的海關手續上,深圳市的通關效率可能是全國最高的。

深圳灣口岸是我國首個實施“一地兩檢”的口岸,2007年開通至今平穩運行,進出境旅客正常情況下10分鐘即可過關,客運、貨運車輛來往深港兩地也僅需10—15分鐘,大大節省了旅客和車輛的通關時間,提高了通關效率。

皇崗海關實行24小時通關,使得深圳對香港出口手機、電腦、高檔機電產品飛速增長,這些產品需要更快的時機搶占市場。從2012年起,香港海關與內地海關實現銜接,全程快速通關,效率提升26分鐘以上。 

在我們的實地調研中,相關企業也表示,在上海等地三到五天的通關流程,在深圳只需半天到一天。深圳海關還對紀錄良好的企業實行低抽檢率和快速通關的優惠,也屬于全國首創。

深圳海關在促進通關便利方面一直都是積極創新者,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促進對港的經貿發展,并不是針對性的扶持政策,但其帶來的便利同樣為手機制造企業所享受。

就像世界銀行曾發布的《東亞奇跡——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報告中所說,效的產業政策就僅僅局限于協調信息與合作,創造良好的競爭環境等非常一般化的方面,而非對某些產業的重點培育和扶持。

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一定程度上,深圳手機制造產業面臨的恰恰就是一種中性的產業政策。深圳手機制造產業的成功或許正是這種中性產業政策成功的又一案例。

四、產業集群,逛一圈華強北組裝一部6S

當然,深圳的產業崛起與臨近香港有很大關系。香港在海運班次,人民幣結算方面具有優勢,幾乎所有的手機芯片進口和手機成品出口都通過香港中轉,深圳在空間和通關便捷性二個方面都遠遠超過內地其他城市。

這就助推了華強北商圈,逐步形成了在手機、電子產品和電子元件貿易方面巨大的集聚優勢。在2007年時候,全國80%以上的手機生產廠家匯聚深圳,華強北成了全國乃至亞洲的手機交易中心。同年山寨機出口達7000萬臺,其中有30%銷往迪拜。

只要華強北有的機型,數日內就會以相似的價格出現在迪拜市場上,并在這里實現中轉,進一步銷售到北非、印度、巴基斯坦等國。華強北不僅成為“亞洲第一電子市場”,而且成為世界中小型電子企業的采購批發中心。

雖然自2010年后,智能手機的崛起對華強北的山寨手機市場造成了打擊,但這里依然保留著完整的手機原材料和零配件產業鏈。據媒體報道,在2016年9月,一個烏克蘭旅游節目組來到深圳,在華強北電子產品市場僅用200元就買到組裝手機。而就在2017年4月,一位美國硅谷的程序員也來到深圳,他用在華強北淘到的各種零件,在幾個月內組裝了一部完整的iPhone 6S,而實際所需成本竟只有300美元左右。

早在2012年,全球最大的硬件創業加速器HAX就已來到深圳。HAX董事總經理鄧肯·特納表示:“我們選擇華強北,是因為這里有全球最好的硬件制造供應鏈,配合周邊城市的生產基地及供應鏈,我們的項目可以最快地找到需要的最便宜的元器件,作出最好的原型,在眾籌后最快、最好地做到小批量生產。”

據HAX的工作人員介紹,“給你舉個例子,有一個產品,在美國需要600美元并花3個月的時間來生產,但在深圳只需要200美元和6個星期的時間”。

大量研究都表明,產業集群的形成對于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這在發展中經濟體尤為明顯。即便產業集群在初期是數量擴張型的,由于進入門檻較低,企業間激烈的競爭促使部分企業質量升級,在一些龍頭企業帶動下,整個產業實現整體的升級。

隨著以華為為代表的國內終端巨頭的崛起,產業鏈本土化配套也將是長期趨勢,進而會帶動國內供應鏈廠家的業務增長與技術進步,從而提升國內廠家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

在指紋識別芯片領域,深圳匯頂科技反超瑞典FPC的故事,可謂中國手機產業鏈中的一個杰出代表:

華為在2014年9月份推出Mate7手機,當時找遍了國內外指紋識別方案提供商,最終選擇了瑞典FPC公司的方案和產品。盡管此芯片每顆增加了100元左右人民幣成本,但由此獲得支撐的用戶體驗和安全需求的滿足,讓當年的Mate7大賣。以后的各大廠商,競相模仿,瑞典FPC公司在2年內實現了20倍增長。

看到了這樣的市場機會,匯頂科技于是進入指紋識別行業,每年投入10%的研發,并且入駐客戶工廠,幫助客戶提升產品體驗。很快獲得了華為、vivo、中興、小米、魅族、LG、Nokia、等公司的認可。直到華為P10采用了匯頂的IFS指紋識別方案后,也意味著中高端主流安卓品牌手機中FPC一家獨大的局面被打破。

位于深圳的電連技術,是一家微型電連接器及互聯系統供應商,早在2011年便進入華為供應鏈,這不僅促進了公司業績的增長,也使其產品質量和公司信譽獲得了背書。此后兩年,它又攻入了小米和vivo供應鏈,2014年又進入了OPPO和三星的供應系統。至此,除了蘋果,全球前五大手機品牌都被其收入囊中。

近幾年由于雙攝像頭的需求,歐菲光積極布局,一舉打敗了臺灣攝像頭模組大廠光寶科技,成了華為、OPPO、金立等國內手機重要供應商。后來,歐菲光收購索尼在廣州的生產基地,索尼是蘋果主要的前置攝像頭供應商,歐菲光很可能借此機會進入蘋果攝像頭供應鏈中,進一步實現生產技術與工藝的升級。

五、減少成本最好的辦法,就是留在深圳!

幾乎在每一個環節上,在深圳都可以找到專業化程度很高的企業,并且這些企業之間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機制。

例如,在深圳有為數眾多的所謂“方案商”,這類企業本身規模很小,并不具備制造或生產手機的能力,但在手機的方案設計以及測試等方面卻具備較強的專業能力,因此可以通過向國內或國外手機品牌商提供設計方案,獲得手機訂單,如以沃特沃德、與德為代表的IDH(研發設計服務)模式代工企業。

另一些企業則專注于手機的生產組裝,擁有完善的元器件供應渠道和生產設備,但產品并不直接面向消費者,這方面最知名的莫過于富士康,它在深圳設立的工廠此前一直是蘋果手機的主要生產組裝地。比亞迪也是各主要品牌手機電池、充電器和手機殼的代工廠。

隨著互聯網品牌崛起,國內手機品牌不再走機海戰術,而是精簡機型以提升產品配置,追求用戶體驗為主,各大品牌逐漸將產品的生產設計集中到大中型的ODM代工企業,以節約成本、快速推出新品并保證出貨量。國內市場上出貨量最大的千元智能機,如華為、小米、聯想和魅族等手機品牌的中低端系列產品就是由聞泰、華勤、與德和龍旗等知名ODM公司設計生產的。

除了生產制造外,深圳還衍生出一批供應鏈服務企業,專門解決手機產業鏈中各分工環節間的協調問題,以及小微手機企業的融資困難,與海關等協調等問題。

令經濟學家都詫異的是,深圳是一個缺乏寡頭的合作產業鏈市場從理論上講,即使形成高度的專業化分工,但如果企業之間的交易成本高于企業內部交易成本的話,企業之間會通過對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的合并來進一步促進生產、銷售效率的提升。

但有趣的是,深圳大量企業之間既沒有通過兼并上游企業來實現中間品原料供應的內部化,也沒有通過兼并下游企業來實現產品或品牌的終端化,即便對一些規模較大的手機制造企業也是如此。

第二,對于這種現象,一些學者講其歸因于嚴重的融資約束問題,但深圳的銀行授信情況并不悲觀。另一些觀點認為:因為高度專業化的分工使得產業集群下的動態生產鏈條被拉得很長,而且手機元件都是標準化產品,企業之間簽訂合約的成本很低,所以企業互相兼并實行一體化的成本可能大于其收益。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在產業需要轉移時,手機產業相對于其他電子產品而言,將面臨更多的困難。深圳手機行業協會的負責人介紹,隨著深圳的土地和人力成本的不斷上升,一批電子通信企業開始尋找新的生產基地,但相比于個人電腦,手機產業的轉移效果卻不盡如人意。

我們走訪相關企業發現,相對于電腦等其它電子產品,手機已從傳統的耐用品轉變為快速消費品,其市場需求的變化越來越快,這就要求生產鏈條中的每一個企業,都要根據市場變化做出最快的調整,而深圳完備的生產鏈和極度細化的生產分工剛好能滿足這一需要。

因此,對于產業鏈中的各個企業來說,減少調整成本的最好選擇就是留在深圳。

六、不想被動,只能走向世界

目前深圳手機制造產業中所需的很多電子元器件,特別是芯片等核心部件,仍然需要通過香港大量進口。這使得手機技術升級的主動權,幾乎完全集中在國際上游廠商。

中下游廠商通過購買上游廠商的產品作為原材料,來實現手機成品的升級換代,這種被動局面已經顯現,例如高通每一次升級芯片,都會伴隨各品牌廠商為自己的旗艦機進行升級。

國產元器件企業雖也有表現突出技術取得巨大突破的企業,但它們主要集中在中低檔手機中,主要客戶以國產手機為主,而如蘋果、三星等高端品牌所采用的核心技術與元件多來自歐美或者日韓等地的企業。

為了避免與國內市場的激烈競爭,深圳手機制造企業積極開拓海外市場,以尋求差異化競爭。起步于深圳的一加手機,創始人劉作虎憑借在海外市場做藍光播放器業務積攢下口碑,依托粉絲文化和專為國外用戶設計的手機交互界面,在歐美、印度等市場一經發售,就被搶購一空。

在中游ODM代工企業中,一些企業開始借助與國外手機品牌廠商或者運營商合作,開拓海外市場。其中深圳天瓏的轉型較為成功,該公司主要業務是為歐洲中高端本土品牌如Micromax、Blu、Spice等進行OEM或ODM,近年來通過與法國公司合作推出了自營品牌WIKO,成為法國市場上繼蘋果、三星后的第三大手機品牌,最近與奢侈品品牌合資運營的子品牌Sugar也開始在中國市場上銷售。

在下游廠商中,曾被合稱為“中華酷聯”的國產手機四強——中興、華為、酷派、聯想,在面臨運營商的終端補貼取消和來自互聯網品牌的沖擊后,只有華為依舊位于國產手機四強之列,而中興、聯想、酷派卻在國內新的競爭環境中紛紛敗下陣來,市場份額均逐漸下滑。于是各企業都將目光轉向了國外,通過拓展海外市場以尋求持續發展。

依托多年在美國進行本土化運作以及與運營商的長期合作關系,2017年中興在美國手機市場的份額已位列第四;通過并購摩托羅拉的移動手機業務,2017年聯想在拉美地區的智能手機市場占據了第二的位置,并擠入了北美市場的前五名。

如果說專利技術壁壘是造成國產手機開拓海外市場不順的外因,那么出擊海外水土不服則是造成中國手機廠商出海遇阻的根本性原因。國產手機揚帆出海,面對的是有著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環境和需求特點的市場,只有更好地融入當地人文社會環境,才能獲得消費者的認可,即國產品牌海外之路需要聚焦目標市場進行本土化經營。

比如傳音,專注于海外市場。憑借對非洲消費者的深入了解,2016年,傳音出貨量接近8000萬部,占據了非洲38%手機市場份額。

傳音的成功在于本地化,如聊天工具Palmchat,最初是針對功能機開發的,為了使用戶在智能機上也可以繼續使用,傳音開發出了Android和ios版本,使該軟件成為唯一一個跨所有手機平臺的即時聊天工具,目前注冊用戶已超過了1.1億。傳音還特別成立工作小組,開發出適合黑膚色用戶的美肌模式,使非洲人也能拍出滿意的照片。

海外市場的拓展,讓深圳手機企業面臨更激烈的競爭。但正是這樣,企業通過不斷提高市場份額,獲得持續發展的資金,并在競爭中掌握最先進的技術和營銷手段,積累與各地政府進行溝通的經驗,以及適應當地法律和不同文化的交流,從而實現自身和整個手機產業的升級。

七、其他省份,能否復制深圳的成功?

從上世紀90年代,深圳借助香港從貿易甚至走私起步,再到進口現成組件進行簡單的人工組裝,再到引進成套的生產線自主生產,甚至開始對芯片等核心組件進行研發……深圳的手機制造業在過去20多年間,經歷了明顯的產業升級歷程。

但這種產業升級不是在政府針對性政策下發生的,而是在一個完全市場化的環境下自發形成的。

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執行的產業政策中,真正有效的應該是相對中性的,或者說沒有明顯產業偏向的產業政策,特別是在大部分產業中都實行了鼓勵參加國際貿易和吸引FDI的開放政策。從政策效果上看,這種中性產業政策非但不是全無成效,反而有可能是極具效率的。

已經有實證研究表明,對于具有明確產業指向的扶持政策而言,可能只有那些真正加強了競爭等市場化機制的扶持政策,才是真正有效的產業政策。

鑒于手機產品屬性的快速變化,已從傳統的耐用品轉變為一種快速消費品,對于中國企業而言,深圳手機產業完備的生產鏈條將是一個巨大的優勢。畢竟,快消品需要更快的生產出來才能滿足市場的需要,而根據市場需求變化快速制造就變得至關重要,深圳完備的生產鏈和極度細化的生產分工剛好能夠滿足市場需要的快速變化。

衍生的另一個問題是,類似深圳手機制造產業這樣在沿海發達地區獲得了較為成功發展的產業是否具備向其他地區轉移的可能性?

目前內地省份在吸引產業轉移時主要采取土地和稅收兩方面的優惠政策,但如果當地缺乏相關的產業鏈配套企業,而土地和稅收方面的成本下降,不足以抵消物流等方面成本上升的話,真正意義上的產業轉移是無法發生的。

本文摘自東方出版社出版《深圳奇跡》一書,有改編,正和島經授權發布。

文章轉載自正和島(ID:zhenghedao),禁止私自轉載,如需轉載,請聯系正和島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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